現在大家都在談信心，但信心從何而來？我覺得，凡是在講民營企業家們的信心要從某人或某事來，那是典型的不自信。或者說，如果民營企業家群體的信心，因為一點風吹草動就動搖的話，那只能說明這個群體的幼稚。為什么？我們來看看歷史上對民營經濟有兩次重要的政策：一次是2005年2月的“非公經濟36條”，一次是2023年7月的“支持民營經濟31條”。2005年2月，中央發布了“非公經濟36條”，這是建國以來，第一次確立 “非公有制經濟”三個平等：不同所有制主體在法律上是平等的，在市場競爭上是平等的，在財產保護上是平等的。為什么做出這個規定？簡單講，就是生產關系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。因為民營企業家要發展，但卻發現在現實中有困難，民營企業家們當時提出了“解決所有制歧視問題”“放寬市場準入”“深化金融體制改革”“拓寬融資渠道”“改革完善稅制”“加大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稅金融支持”等要求，這些都是現實中的生產力對生產關系提出的要求，解除生產關系上的阻礙。接下來，大家可以看到， 2004、2005年GDP增速是10%，2006年中國的實際GDP增長率為11.6%。2007年中國的實際GDP增長率為13.0%。
2023年，發布“31條”的背景正好與“非公經濟36條”的出臺背景相反。如果說2005年是生產力要突破生產關系的牢籠，那么，2023年生產力陷入增長困境，從2016年開始，經濟就開始進入下行區間，再也沒有高過7%，人口出生率、老齡化、房地產所造成的高負債、高杠桿都是其原因。這說明什么，說明生產力的發展碰到了困難，這時候怎么辦？
如果生產關系不發生大的變革，那么生產力的潛力就釋放不出來，這就31條的背景，不是誰想幫助民營企業，而是民營企業本身的地位決定的——民營經濟占到GDP的50%、稅收60%、科技創新70%、就業80%、企業數量的90%，在中國投資結構中，民營投資占全部投資的65%。請問，這樣的地位與作用，是誰能夠否定的嗎？要想走出困境，不靠民企靠誰？生產力陷入困境，這就是“31條”產生的大背景，怎么辦？如果生產關系不主動作出調整，那生產力只會向下，而誰最不愿意看到這種結果？一定是生產力發展最大的受益者！
懂得這種背景，就懂得“31條”的戰略意義了。企業家就是生產力，31條就是生產關系，所以“31條”相比“非公經濟36條”，突破點在于什么地方？——就在于把民營經濟與中國式現代化、高質量發展、第二個百年掛鉤，明確了民營企業在未來中國生產力發展中的重要作用。
歧視民營經濟就是反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，就是與高質量的重要基礎發展過不去，就是在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，這才是這一規定的戰略意義。那我們再問，為什么生產關系主動做出調整，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？原因在于2005年制定的“36條”，并沒有得到完全地執行。比如2010年， “非公經濟36條”頒布5年，但民間投資在傳統壟斷行業和領域所占比重仍非常低。據統計，民間投資僅占電力、熱力的13.6%，教育的12.3%，衛生、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的11.8%，金融業的9.6%，信息傳輸、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的7.8%，交通運輸、倉儲和郵政業的7.5%，水利、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的6.6%，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的5.9%。而市場準入限制導致了企業競爭中的兩極分化，國有大企業依靠壟斷獲取了高額利潤，而在一般性競爭領域中，中小企業競爭激烈，利潤較低。數據顯示，2009年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中小企業利潤和稅收同比增長分別為1.6%和10.4%，稅收增速大大超過了利潤增速。這個問題，一直沒有取得更大突破，這也是經濟下滑重要的原因之一，既然經濟下滑的原因找到了，那么，這一次出臺的“31條”就是要從具體的操作上，把中小企業融資難、融資貴、市場準入、公共服務體系建設、減輕稅費負擔、營造公平競爭環境等作為要重點解決問題，形成一個完整的戰略設計。所以，這一次的“31條”，對于下行經濟來說，叫“雪中送炭”；而上次的36條是經濟發展高潮期作出的，叫錦上添花。二者性質完全不一樣，雪中送炭如果不落在實處，是會凍傷的。我簡單講三點，就知道31條完全是基于操作來提出的。比如：信用是經濟運轉最重要的核心要素，發達國家基本上就是基于信用來運轉。這次把完善企業信用與政府信用同時提出，對企業推廣信用承諾制度，對政府“完善政府誠信履約機制，建立健全政務失信記錄和懲戒制度”。在民間投資或融資上，提出財政資金涉企資金直達快享，民營企業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“免申即享”，要求有關部門能夠通過公共數據平臺提取的材料，不再要求重復提供，這也是信用體系在投資方面的體現。
比如科技創新的首套創新產品保險，由政府與保險公司為創新公司的首批產品保底，不讓企業的第一次創新虧損。
以上這些都是很具體的做法，為什么這次“31條”在具體的做法上都講得很具體？就是我們前面講的，這是生產關系主動擁抱來適應生產力的一個戰略頂層設計。
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，只有通過生產關系的變革，才能迎來生產力的再次大發展。
由此可見，接下來經濟一定會發生大變化，盡管可能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，可能是五年、十年甚至十五年的一個長周期復興過程。
所以，我建議民營企業要給自己開一次“遵義會議”，每一家民營企業的戰略航向，要轉方向了！
